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在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千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此役，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1931年2月，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命何应钦于1931年3月下旬组织18个师共二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4月1日，国民党军分4路开始进攻。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并提出先打较弱之敌王金钰部，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

5月13日，王金钰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前进。红一方面军趁敌军脱离其富田阵地的极好时机，集中兵力歼敌于运动中，取得首战胜利。红军势如破竹，又先后歼灭敌47师、43师、27师一部。27日攻克广昌城，31日攻克建宁城。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并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进。

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7日至11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发动攻击，并三战三捷。在兴国休整半月后，对疲惫退敌实行追击，再取三捷。至此，红军在80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俘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万余支，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