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大渡河后，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高山缺氧，气候多变，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途中。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在懋功同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

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然而不久以后，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建议，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和。

此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悉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自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5年10月，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1936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加上红四方面军在重新南下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减员过半，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达到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的极端艰苦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