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但这两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如此的装扮，却是为了掩护陈独秀安全离京。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宣言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成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之为“扔炸弹”，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6月11日晚，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甫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当晚，陈独秀被警察拘捕，住处也被连夜查抄。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13日，北京《晨报》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评论。各地函电交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行动，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

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料，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并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

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由“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免其再有越轨行为”。五四运动中，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被逮捕的学生被释放返校，与当局的对抗取得胜利。

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声誉更隆，社会影响更大了。1920年2月4日，他受邀去武汉讲学，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傍晚，乘车返回北京。但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

实际上，陈独秀刚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他不知去处。武汉演讲的消息经报道后，北京政府震怒，限期要警察厅交人。警察厅慌作一团，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并不知情的陈独秀回到寓所后，一位警察也进了屋，见陈独秀在家，他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

警察走后，陈独秀警觉起来，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辗转去了李大钊家。李大钊担心地说：“仲甫，北京待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让他穿上棉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装成生意人。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朝阳门，直奔天津。

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1920年初，李大钊著《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精密，力量更大。俄罗斯有共产党员60万人以此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而中国缺乏的是这种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力量。”进而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党派）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雪后的夜晚，大地白茫茫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急急向前奔去，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开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李大钊说：“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就在上个月，他在《〈新青年〉宣言》中还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

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

“哦？现在又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

“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

“说得好！”李大钊大声赞赏道。

这一路，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阴历除夕，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

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成立。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