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王伟是上海农工商集团的董事长，然而，接过他的名片，上面显示他的第一身份则是这家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作为党政一把手，王伟的肩上不仅承担着集团党的建设各项重担，而且还要为公司的发展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同样，58岁的肖义家也有两个重要职务：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监事会主席、党建督察员。作为市国资委派往港务集团的代表，肖义家不仅对集团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全面、就近、及时的监督，他还承担着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对该集团的党建工作进行督察，如果发现有不当之处，他将会向领导班子及时提醒，并可向上级报告。肖义家把自己的工作形象地比喻成“工程监理”，他要负责对集团发展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与检查，促使集团的“发展工程”保质保量完成。无论是王伟，还是肖义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兼两个重要职务。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兼党建督察员，俗称为两个“双肩挑”领导体制，这就是近年来上海国企党建的一个重要探索与创新。
　　去掉“两张皮”“两心”变“一心”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号角。然而，在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几乎没有移动。直至1984年，情况才明显改变。是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将转向城市，而国有企业改革则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帷幕在中国大地上徐徐拉开。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国企改革的初始阶段。当时，改革主要围绕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做文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未改变，企业中主要还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承包制、租赁制被逐步应用于实践。198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80%实行了承包制，这是当时国企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然而，它却带来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企业中到底谁是一把手？厂长说，尽管有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负责整个企业管理与发展的是“我”，因此，企业的中心就是“我”，一把手也非“我”莫属。如果党委书记是强势的，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还能得以保证，可如果书记是弱势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书记就可能被厂长所架空，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发生分离，厂长掌握着企业的主要资源。
　　“两心”问题，由此出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使得国企改革的步伐迅速加快。特别是十四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后，国企管理中原先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国企领导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994年，国务院原则同意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为依据的《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草案）》。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同时，该方案又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要得到发挥。实践中，企业的一把手问题之争再次凸现。
　　“国有企业中只能有一个核心，其人格化的代表就是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采访中，市委组织部一位部门负责同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面临这一背景，上海责无旁贷，坚决果敢地进行了积极探索。
　　1994年，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制定了一份工业系统党的建设三年规划，其中一段文字尤为引人注目：公司党委要由党性强、威信高、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组成，党委委员应通过合法程序进入公司领导层，可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交叉任职。具备条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时隔6年之后，该党委又发出一份政策性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如下一段文字格外显眼：企业党政班子普遍实行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有条件的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做法……这种新的领导体制，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当时，许多企业的党委书记进入董事会，担任副董事长，或者进入管理层，担任副总经理或副总裁，而许多企业的董事长通常也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由此，一种“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在许多企业得以建立。
　　这样一来，党委书记不仅要抓企业的党建工作，还要积极配合董事长抓企业的生产发展，而董事长也不再将精力仅仅集中于企业的经济发展上，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要求他们必须对党建工作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是，尽管如此，企业中“两张皮”现象并未完全消失，“两个中心”的状况也未改变，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互相扯皮，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有时互不“买账”，到底听谁的问题十分突出；二是尽管形式上是“双向进入”，但是，党的工作通常贴不上去，党务工作有慢慢被边缘化、被弱化的趋向。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以改革的深化解决。市委决定，进一步探索。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一些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就已经开始实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做法，但当时还是星星点火，尚未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市委、市政府一些政策的相继出台实施，“双肩挑”的推进速度才大大加快。
　　1998年，市委决定对企业领导干部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明确取消行政级别。此后，一些万人大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一跃而变为公司的党委书记或董事长。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代表国有、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成为主要内容。此后，中央和地方省、市两级政府国资管理机构先后设立。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又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2003年，上海市委发出13号文件。以这一文件为标志，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得以更加明确。“双肩挑”领导体制也由此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
　　旧的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双肩挑”体制的实行虽然有效地解决了企业中“两张皮”的问题，变“两心”为“一心”，但它使得企业一把手“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而且，又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有些一把手可能会将精力过多集中于经济工作，忽略了党建工作，党务工作有可能出现新的边缘化倾向。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志敏锐指出，企业一把手应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委书记，是党的干部。
　　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用制度解决问题。建立对一把手的制衡监督机制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4年，市委发出14号文件，着重对市管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党建督察员的任命与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尽管此前曾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作为监事会主席被派往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作为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并且使监事会主席多了一个党建督察员的身份，则以该文的颁布实施为标志。14号文对监事会主席兼党建督察员赋予许多重大的实际权力，如可参加或列席市委、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可参加或列席企业党委会、董事会等重要会议。
　　最为重要的是，监事会主席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企业一把手的监督，监督董事长和其他主要领导有无违反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的行为。而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经营活动、战略规划、财务状况等也是其重要监督内容。与企业内部的纪委、监察、审计等部门明显不同的是，监事会主席发挥的是一种体制外的监督功能，他们不拿企业报酬，人事关系也不在所驻企业，与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从而保持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保证监督的公正性。
　　次年，市国资委又发文，对党建督察员的权限、工作内容与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该文规定，党建督察员享有与企业党委书记同等的政治待遇，包括阅读文件，参加会议，了解相关工作信息等。
　　如今，市委已陆续派出了四批数十位监事会主席兼党建督察员。他们全都是局级干部或相当于这一级别，有的还曾是一些区县、大口党委和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拥有丰富的党政与经济工作经验。可以说，这一岗位的设置，是两个“双肩挑”体制的最大亮点之一，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第一个“双肩挑”体制达到预期的效果。
　　2006年1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发出1号文件，对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党委关于国企党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转发。至此，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两个“双肩挑”体制初步形成。

　　“西方500强可以没有党组织，
　　但我们要有”
　　“西方国家企业里没有党组织，发展得不是很好吗？”“西方500强企业没有党组织，发展得不也是很好吗？”有人对于“双肩挑”体制必要性的形成表示了疑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源头上寻找依据，即国有企业为何要设立党组织，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从政党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还是领导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周鹤龄同志如是说。
　　前年底，曾有两个美国政治学博士和他讨论国企单位设立党组织的必要性问题，他们提出，中国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党组织为何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转移到社会上去。当时，他解释说：“与世界其他国家许多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执政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领导的体系，党政军群、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因此，党被赋予了双重的历史任务、双重的身份、双重的角色。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血管组织一样，大血管与毛细血管共同构成整个组织的活力。”
　　“此外，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的主体在企业里。如今，不仅有1亿多产业工人阶级，还有1亿多农民工。因此，国有企业设立党组织，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内在的制度性安排。”他从国企党组织存在的必然性角度进行了论证。
　　从经济角度来说，他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它的经济取向和目的是允许、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而这种经济取向，必然要求以集体主义与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就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说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时，也希望中国要保持集体主义传统，强调对国家的忠诚感，不能由于搞市场经济就放弃这个好的传统，“不能为了几块钱而折腰”。
　　然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形成的，它必须要有一种力量去推动，去引导，去塑造，去接受，而这种力量，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实际上，西方国家企业背后的党派色彩也十分明显，这从他们每隔几年的大选中就可看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它还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而这正是我们与西方的一个显著区别。
　　在中国，党组织进入企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9条明确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从现实层面来看，上海，近现代中国工业的摇篮与经济中心，大量的国有企业聚集于此，数百万产业工人汇集于其中。国有企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搞好国企对于上海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上海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发展战略更是十分关键。
　　搞好一个企业需要一个班子，搞垮一个企业只需一个人。必须在企业的“头”字上做文章，从改革领导体制入手。
　　“双肩挑”应运而生。
　　“动力足、刹车灵、党建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一个制度的好坏也必须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2001年之前，农工商集团的利润额为负数，企业还处于亏损状态。2002年始，该集团的利润额逐年增长，并在随后几年呈现急剧加快之势，至2005年，年利润已经达到15亿元。2003年初，王伟担任该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双肩挑”。推行这一体制之后，党委会的核心决策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对此，王伟深有感触地说：“决策是一个范围，操作是另一个范围，不能既决策又操作，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上。”
　　同样，华谊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培璋也有着切身的体会。2004年，为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了配合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华谊集团党委领导前往内蒙古开展调研，对参与当地资源开发的战略决策进行可行性分析。当时，集团内部有些同志就企业有无必要“走出去”进行资源开发有些疑虑。对此，集团党委经过科学论证，并用正确的认识来统一干部职工的思想，最后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董事会做出决策，并让行政班子组织力量直接参与其中。实践证明，这一重大开发项目，为华谊集团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中，党组织在重大决策上的核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引领作用也得以充分体现。
　　2005年，华谊集团党委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安徽省巢湖市建设一个占地4000亩、投资达40亿元的化工基地。当时，集团党委对干部职工进行了形势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让大家形成正确的战略发展思路，从而既使得董事会决策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又使行政在执行过程中获得有力的思想保证，充分体现了党委在“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中的先导作用。
　　“降一达零”、“降一达零再加零”。这些在别人看来十分抽象的名词，近年来却成为华谊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能耗下降、安全事故为零、专利数量每年以几十个的惊人速度增长，对于一家以重化工业为主、职工达数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的确不易。而这背后则与近年来“双肩挑”运行机制在该集团的纵深推广密不可分。据了解，华谊集团下面二级公司实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双肩挑”的达8个，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的达9个，占二级子公司总数的70%。
　　张培璋说，“双肩挑”不能仅仅在董事长这个层面反映，而是要体现在一个群体中，行政干部要有党的意志，党的干部要有经济工作能力。华谊的主要行政领导原本都在下属企业担任监事长，从2005年起，华谊党委决定一并任命他们兼任该企业的党建督察员。每次他到下面的公司检查、指导工作时，都要求党委书记重点汇报企业发展的总体工作，而不是仅仅听总经理的。“因为这样，书记就会下去了解工作、督促工作了。”他解释道。
　　2005年，上海市国资委收到某大型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的一份报告，报告反映，该公司过去在投资项目、资金运作等方面问题突出，风险明显，因此，建议国资委让新的领导班子对此事展开调查，经过调查，所述情况基本属实，于是，该公司新班子决定予以纠正，最终1000多万元的不良投资和违法借款被追回，近两亿元的投资和担保风险也得以规避。
　　2005年初，在研究港务集团全年工作时，肖义家向集团领导班子提出好几个重要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过程中，港务集团应如何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建议具体而可行，公司领导班子决定予以采纳。
　　推荐党建工作中好的做法、工作经验，同样是党建督察员的工作职责。肖义家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所赋予的职责。
　　2005年7月，肖义家兼任港务集团党建督察员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集团党委在党建工作中有许多亮点，例如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建立帮困长效机制的做法，在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建立三级预警网络等等，于是，他及时向市国资委党委报告推荐，得到了市国资委党委的肯定。
　　58岁的龙启虎是上海水产集团的监事会主席兼党建督察员，对此，他同样有着强烈的认同。尽管从2005年走马上任以来，他担任该职务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是，对于两个“双肩挑”体制的实践成效，他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而“管用”则是他对这一体制最为简洁的评价：“它对一把手起到制约作用，在法人治理结构中起到制衡和促进的作用，使党建工作得到落实，使经济工作健康发展得以保证，并且使国资流失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作为监事会主席，龙启虎更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监事会主席必须要明明白白，做个明白人，哪些事该你做，哪些不该你做，哪些你不要做，哪些不能乱做。要明白，发展是第一位，监督是为发展服务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加强党的工作是保证，监督是制约，所以不要越位，不要错位。”龙启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性总结。
　　“动力足、刹车灵、党建强”，这是陈良宇同志对企业领导工作提出的要求。两个“双肩挑”体制所体现的初步成效正是对这一要求的最好回应。
　　几点启示
　　实际上，两个“双肩挑”体制的探索始终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公有制能否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有机的结合？实践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接受过采访的同志一致认为，两个“双肩挑”是解决当前上海国有企业发展比较有效、最合适的领导体制。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若干年后有更好的体制出现，但就目前而言，这一体制是最好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将思绪的空间向纵深延伸。
　　首先，两个“双肩挑”是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生动反映，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然而，这一体制的成功性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始，它如何向纵深层面推而广之，却是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
　　其次，表面上看，两个“双肩挑”只是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反映，但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对于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第三，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双肩挑”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否保持长期的生命力，关键在于人的因素。“人”的问题反映了“双肩挑”的核心与本质要求所在。它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思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如何培养一批既懂党建、又懂业务的人才队伍，并将他们配备到相关岗位上去？西方企业培养的主要是企业家，但我们不同，我们的企业领导不仅要成为企业家，同时还要成为政治家，因为，这是由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历史使命所决定。
　　“双肩挑”，使我们对国企未来更加充满信心；然而，“双肩挑”的探索尚末终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