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解放日报，出席文化讲坛。在这里有我的师长和同事，用一句过去常用现在不用了的语言，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战斗了很多个不眠之夜！”（全场鼓掌） 
几天前，全社会关注的高考刚刚降下帷幕。考生们如临战场，家长们牵心挂肠，众媒体报道不遗余力，这一切都传递着一个信号：大学处于当今社会生活的中心。对于大学工作者，也传递着一种压力：你怎样培育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用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他们。 
大学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很多人在探讨。它主要包含三层：一是大学的物质文化，如大学的校园、建筑，这个确实各校都不一样；二是大学的制度文化，指它的体制、机制等等；三是大学的精神文化。大学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也就是大学的精神。 
世界上的大学究竟有多少？没人统计过。中国有两千多所，美国有六千多所。各国的大学形形色色，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特色。要探讨那么多大学共同的大学文化，很难。所以，我们能讲出来的，都是自己所在大学的视野里面的大学精神和文化。比如，北大讲出来的是北大文化，清华讲出来的是清华文化，那么我作为复旦的管理者讲出来的很多思考，很可能就是复旦的文化。但是，世界上许多很优秀的大学，或者用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顶层的大学”，也有很多共同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我今天主要想探讨一下，一些比较优秀的综合性大学的文化精神里面共同的东西。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究竟是什么？ 
　　 　　一、大学是天空和海洋 
　　 　　这里说的是大学文化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概是所有大学都想追求的一种境界。韩正市长去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论坛”上说得好，他说：“大学的内涵在于‘大’，这不是面积上的大，而是精神上的大。” 
　　 　　大学从创立起就体现这种精神。大学创立于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名词“universitas”,意思是“整体”、“社会”、“世界”、“宇宙”。因此，大学从词源上就已经蕴含了包容万象的特性。这种包容性在大学数百年历史中不断发展丰富，使大学成了一块包容不同学派、观点、人才，能够自由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和探讨的领地。这种包容性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创办之初就秉承了这种精神。上世纪初，马相伯老人在创办复旦公学的时候，提出12个字，叫“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此时的马相伯已经67岁，但是老人一点也不守旧。在复旦创办之初，就吸纳了十几个留洋的学有专长的教师，使开设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今天我们鼓励从国外引进，其实在一百多年前，老祖宗早就做了。 
　　 　 　　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902年，34岁的蔡元培为进一步研究欧洲文化，登门拜马相伯为师，再三恳求长自己30岁的马相伯，像当年初教梁启超那样教自己拉丁文。马相伯被蔡元培执着的求知精神所打动，同意收他为弟子。从此，蔡元培每日清晨步行五里，从任教的南洋公学赶至徐家汇天文台马相伯住地学习，风雨无阻。南洋公学也就是交大的前身，看来这几所大学在创建时都有点关系。 
　　 　　15年后，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他提出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北大不仅包容了旧学代表和拖长辫、着异服的前清遗老，更包容了接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教授。从马相伯的“兼容并收”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这些教育先贤们对大学办学思想的共同理解。 
　　 　　外国的大学也是这种思想。大家知道，韩国人说，他们有三所最好的大学：首尔大学（Seou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他们把这三所大学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来起来，叫做“SKY”，也就是天空,寓意无比辽阔，包容天下。今天，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我把演讲台上的三所学校——复旦、清华和北大（Fudan、Tsinghua、Peking）——的首个英文字母连起来，就是“FTP”。（全场笑）对不起，把复旦放在第一位，纯粹是为了游戏需要。（全场大笑）“FTP”是IT专用术语，指一种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文件传输协议。只要你按照一定的规则，你就可以获得各种丰富的电子资源，同样也可以贡献资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大学就像“FTP”一样，它超越了时空，有着更大的包容性。 
　　 　　我们把大学比作天空、海洋是非常贴切的。大学胸怀宽广，包罗万象，求真、求善、求美。对学术而言，有不受约束的天地；对学子而言，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学校本身而言，百川汇入大海，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学的影响，吸引力即在于此。 
　　 　　二、大学是深深的水，静静地流 
　　 　　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着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 
　　 　　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公共卫生学院有个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叫苏德隆。1957年初夏，毛主席到上海，接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时，特意走到他面前请他谈谈对“三年预防、五年根除”的目标的看法。毛主席问：“三年能否预防血吸虫病？”苏德隆教授说：“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教授说：“也不能。”毛主席此时面色有些紧张，又问道：“那七八年呢？”旁边的同志见毛主席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就杵了杵教授，苏教授也察觉到了毛主席情绪变化，就缓了缓语气说：“试试看吧！”他汇报了当前血吸虫病疫情的现状，向毛主席提出预防和消灭血吸虫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依靠中国当时的人力和物力，短期内不可能见效，《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五年消灭血吸虫病是没有根据的。毛主席大为震惊，后来采纳了苏德隆的意见。在外人看来，这个教授有点迂。是的，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就是这样迂，在科学的问题上不趋炎附势，不说假话，不肯让步。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唯有如此，学术才能繁荣，科学才能进步。 
　　 　　大学对学术的追求，特别表现在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大家都知道复旦有个中英文造诣深湛的陆谷孙教授。当年他可是个“白专典型”。陆教授1959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舍不得丢下学术，就在田埂上背诵普希金的诗。被人发现以后，就禁止他背。禁止背，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他后来自嘲为是“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也就是田埂上的小资产阶级。但正因为有了“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坚持学术研究，才有了后来得了大奖的《英汉大词典》。这本词典被列为联合国翻译文件的指定工具书。 
　　 　　有的时候，教授们对学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即使环境不容许，他们也不是那么在意。“文革”期间，学术研究饱经摧残，我们的一批教授饱经风霜。有一次，批斗复旦党委的王零书记，谷超豪教授、章培恒教授和后来任复旦校长的华中一教授作为“白专道路”的标兵被勒令陪斗。王零书记站中间，谷超豪、华中一、章培恒三人分立两厢。后来谷先生和章先生遇到，回忆当时的情景。章培恒教授说，他当时想的是：“再有一个人陪斗就颇有旧戏舞台上的架势了，中间一个主帅，旁边四员大将。”谷超豪先生说他当时在想：“中国的重理轻文真是到了无孔不入、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分配白专道路的代表名额，也是理科两个，文科只有一个。”你瞧，在遭批斗的场合，文学教授想的是戏剧，数学大师关注文理平衡，他们的思想已自由地驰骋于禁锢的天地之外。 
　　 　　三、大学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 
　　 　　现在出现了一种尊重传统的倾向。房子是老的好，被列为保护性建筑；物品是老的好，叫古董文物；人也是老的好，“姜还是老的辣”。这对于文化建设未见得是坏事。大学也是一种老事物，寿命远超过一般的机构。有人做过统计，自从1530年以来，西方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就有70所大学。 
　　　　大学也是老的好。中国的大学诞生也就一百多年，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只能算是后辈。但各校都在挖掘历史，筹备百年、八十年、六十年校庆。因为大家都懂得，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对学校发展，对提高社会声誉，对团聚人心影响都很大。最近几年，很多大学建了新校区。搬迁中最大的难题不是交通的不便、办学成本的提高，而是无法将老校区的历史文化氛围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去，没法克隆。 
　　 　　大学为什么能够长久生存，永葆活力呢？ 
　　 　　传统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文化底蕴是大学的土壤。一代又一代新人就根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大学是传统的守护者。大家都知道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学者陈寅恪。他是复旦早年的毕业生，中文系著名的教授蒋天枢是他的学生。陈寅恪教授晚年的时候十分凄凉，临终时是蒋一直守护着他。陈先生去世的时候，蒋先生自己也已是晚年。他整理好陈先生所有的著作，交给古籍出版社出版；编了陈寅恪年谱，年谱编完以后，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列上去；出版社给他稿费，被悉数退回。他说：“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收钱呢？”到了90年代，陈先生突然红了起来，很多人都跑出来自认是弟子，但蒋先生却从来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话。学生继承老师，学生守护老师，守护大学的传统，这就是大学的传统精神。 
　　　　如果把历史悠久的大学比作一颗老树的话，那么老树枝繁叶茂，是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到社会的土壤里，吸收水份养料。大学的传统基础学科就是老根，文史哲、数理化，新芽几乎都是在老根上长出来的。老根是不能受到伤害的。 
　　 　　时代在前进，老枝也要长出新芽。大学之所以具有活力，还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创新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新的。”我们也可以说：“大学是常新的”。大学具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是由大学对于知识无止境的探索所决定的，也是由大学需要不断培养青年学生决定的。大学文化的这种创新性，对社会文化有引领的作用，使大学成为社会的思想高原和文化的辐射源。我们的大学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动“五四”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斗胆说一句，呼应在复旦。在上海，复旦是呼应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复旦的青年教员劭力子，在民国日报社获悉北平学生游行的消息，深夜返回复旦，敲响了上海“五四”运动的第一钟。复旦的老校长、当时的国文教员陈望道，翻译了我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种中译本。 
　　 　　大学的创新不仅在社会思潮，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始终走在社会的前列。创新需要积累，创新需要勇气，甚至牺牲。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关于中国遗传学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生物学界照搬苏联的米丘林学说，错误地把遗传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各大学停止基因遗传方面的课程，停止遗传课题研究，甚至要有关科学家检讨。复旦的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弟子。他顶住这些批判，继续广泛介绍遗传学说，带领师生进行多方面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他是第一个将分子生物学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他所领导的遗传研究所成为中国基因遗传研究的重要基地。毛泽东主席四次单独接见他，鼓励他大胆将遗传学搞上去。倘若没有当年谈家祯教授的坚定、执着，就不会有今天生命学界的多样化和繁荣，中国人就不可能参与人类基因图谱的测试工作。 
　　 　　大学成为创新的发源地，还因为大学里面提倡创新思维的路径和方法。有辅导员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有位同学在毕业的时候跟他讲，读了四年书，老是把复旦校训反过来念。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而那位同学老是反着读，叫“思近而问切，志笃而学博”。（全场笑）这个学生说，虽然他现在知道他读的不对，但他认为他一样从中感受到了复旦的文化和精神，并且更因此认识到复旦的自由，那就是：“不强调认同他人而否定自己，不努力否定他人而标新立异，只是把握好自己，认同自己。”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大学里流行的就是求异思维，或者是逆向思维；大学里欣赏的就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不欣赏从众行为，赞赏批判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创新才有可能。 
　　 　　四、大学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 
　　　　改革开放以来，和我们国家一样，大学也日益开放。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和外国学生来华学习人数剧增，中外大学合作交流方兴未艾。以复旦为例，每年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八十到一百个，派遣出国交流学习的学生有八百多人，在校的各国留学生有五千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7％左右。国内很多大学也纷纷将国际化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战略决策，而世界上有许多一流大学更是以全球性的大学自居。 
　　 　　为什么大学都要追求全球性、国际化呢？各类学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要网罗各国的优秀人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要通过国际交流和学习，实现跨越式发展。 
　　　　撇开这些不谈，从大学文化的角度看，恐怕所有教育者都看到，多元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学习交往的时候，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如此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会走趋同化的道路吗？有人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并且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北大成为哈佛了，清华成为MIT了，复旦成为耶鲁了，那北大还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复旦还是复旦么？ 
　　 　　是的，北大还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复旦还是复旦。因为大学是民族的，大学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大学不仅根植于具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之中，而且从中国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 
　　 　　一个有力的见证是，北大、清华、复旦都分别诞生在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大创建于1898年。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自改革运动不可行，要寻找新学之路。复旦创建于1905年。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清华诞生于1911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因此，北大、清华、复旦从创校起就背负着民族兴旺的历史重任，由此也就形成了爱国荣校的共同文化传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队伍里，在建设繁荣祖国的重要岗位上，到处都有北大人、清华人、复旦人的身影。 
　　 　　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复旦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花了三十年，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他带领二、三十位教师，从黑头工作到白发，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就是谭其骧。这项成果不仅在我国外交、国防、边界边疆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迄今为止，延伸到为人口环境、规划建设、灾害气候、行政改革等多领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项成果在国内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公认是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最权威的成就，哈佛大学因此和我校合作开发“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由此可见，民族的瑰宝一定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共同财富。大学作为传承文化的机构，也一定要成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民族文化的宝库在这里得到挖掘，民族文化的传统、道德在这里得到扬弃，民族文化的最新成果在这里播撒社会，走向世界。 
　　 　　各位朋友。 
　　 　　大学文化对学子的影响是永生的。母校这个神圣的名字总是学子们魂牵梦绕的所在。学子回到母校，到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去看一下，实际上是感受一下内心的召唤，感受一下曾经孕育过自己的文化。 
　　 　　复旦新闻系有位老校友马克任先生，在北美办了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世界日报》。1948年，他离开母校，2004年时隔56年后，终于再次回到母校。他在《世界周刊》上写了一篇题为“复旦大学一百年校庆前夕做梦般再踏上新闻馆的台阶”的长篇文章。在文章最后，他说：“在这样的长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中，全靠复旦大学新闻系孕育了我坚毅奋斗精神，培育了我专业智慧和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触角，得以在顺境时游刃自如，在逆境中永不绝望，也从来不对恶势力低头或对压力屈服。” 
　　 　　请大家看一张照片（见题图）。这张照片上的老人也是一位复旦人。这天是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举行建校一百周年的庆典仪式。早晨7点左右，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前面，这位57届物理系的学长拿着大大的毛笔，蘸水写下自己对母校的祝福。用水写下的字，很快就会消失，但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却是永远也不会消失。这张照片贴在了学校校园网的讨论版上，学生们都说，这就是真正的复旦人。 
　　 　　我想大学文化的魅力，大概也就在这里。谢谢各位！（全场鼓掌）